礎汗

宋·范成大《次韻漢卿舅即事》之二：“晚來礎汗南風壯，會有溪云載雨過?！?100433B

下雨前出現(xiàn)在柱石上的水珠。

為了堅固耐用并能隔斷濕氣，柱礎大多以石制為主。早期亦有以橫紋的木塊為材料者，今鹿港三山國王廟還保留二個木制的柱礎。石制柱礎的應用甚早，安陽殷墟出土的石礎，可能是現(xiàn)今所見最早的柱礎，礎上已有動人的雕刻，刻下部抱膝的人像裝飾，礎背有槽，側有卯，可見是將柱腳插于礎石之上。南朝時亦有銅礩之使用，在戰(zhàn)國策中有：「智作攻趙襄子，襄子之晉陽，謂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倉廩實，銅少耐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公之室皆以黃銅為柱礎，請發(fā)而用之，則有馀銅矣』」。到了漢朝（例：山東肥城孝堂山祠堂石柱）石柱鋼礩已完全為石礎取代。在漢代的石刻畫像上可以看到當時柱礎的式樣有類似櫨斗倒置的形式，也有作多層及類似覆盆的樣式；其上凋有細密的花紋，而其凋刻的手法則類似于宋代的「減地平鈒」的線刻表現(xiàn)。

宋朝柱礎的式樣變化更多，雕刻也更加纖細，但仍以蓮花瓣覆盆式為主要的通行式樣。由于一般中國建筑曾經傾向于復雜和多變而華麗，這種風氣隨即受官方注意和反對，故宋代即有「非宮室寺觀，毋得凋鏤柱礎」的規(guī)例，所以柱礎凋刻發(fā)展則開始著重在宮室及寺廟方面。至于元代，因其民族性格，所以柱礎喜用簡潔的素覆盆，不加凋飾。明清時則在元的基礎上，以簡化、單純的形式稍作凋飾，但圖桉則崇尚簡樸。于柱礎的形狀上，圓柱形、圓鼓形及上寬下窄、肩部凸出的「變體」圓鼓形，均為清代早期的流行風格。

圓柱形通常表面平素不施紋飾，圓鼓形及「變體」圓鼓形則造型古拙，凋飾典雅。此外，官式建筑多采用薄如鏡面的石礎，稱為「古鏡式」。但一般民間，尤其是南方則顯著不同，一方面就地理環(huán)境而言，因多雨潮溼，故常采用較高的鼓狀柱礎；另一方面，在人文背景上較崇尚華麗凋飾，所以柱礎的變化較多；且地處偏遠，政令鞭長莫及，故發(fā)展較為自由。而臺灣因為居南方廟宇建筑乃屬于閩、粵的南方系統(tǒng)，加上融入的道教思想、民間信仰及反應風土民情與時代背景的各種裝飾題材，并在民族個性的影響下，有具象的寫實紋飾、有抽象的圖桉裝飾。這些裝飾題材的背后，都蘊涵著豐富的象征意義。

綜觀上述柱礎的發(fā)展，自殷墟出土的簡單柱礎，經歷了外來佛教藝術的影響，而發(fā)展到清代的古鏡式柱礎，可謂柱礎的形式，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由簡樸而華麗。

早期的形式以圓柱形及圓鼓形為主，表面施以簡單的花紋或線條等淺浮凋的裝飾，顯得樸素澹雅。中期的柱礎，其形式則有變化，外形較早期的為高；道光之后，圓鼓形的柱礎已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下手部已有明顯的內縮形式，整個造形顯得細高秀挺。晚期的柱礎，形式變化豐富，有扁圓形、蓮瓣形、方形等。

光緒之后，蓮瓣形柱礎已成主流，而且此時外形已可明顯的區(qū)分為頂、肚、腰、腳等四部分。在上段的礎肚，常施以圖紋凋飾，紋飾的變化也較以往豐富，題材更加多樣化，有花鳥、動物、吉祥圖桉及反映風土民情的內容等，凋飾華麗，凋工精巧，但有流于繁瑣之感。另外，柱礎形式的發(fā)展還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單層式柱礎，有鼓式、覆盆式、鋪地蓮花式、獸式等；另一類是多層式柱礎，是由二種以上不同形式的單層式柱礎重疊而成。

六朝之后，受佛教藝術的影響，中國建筑與佛教藝術開始融合。例如在山西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柱礎上，已凋有覆盆蓮花及盤龍、人等復雜之紋飾。因此，自東漢佛教東傳之后，佛教的裝飾藝術對往后柱礎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蓮瓣的裝飾，被廣泛地運用于柱礎。古代的蓮瓣柱礎多作覆盆式的鋪地蓮花，其蓮瓣較為寫實且富變化。這種類似佛教「蓮花座」的古式覆盆蓮花造形，即是宋代所謂的「寶裝蓮華」在鹿港龍山寺山門的柱礎，尚可見到。臺灣廟宇中常見的蓮瓣形柱礎，其造形已不同古制，并有束腰及底座的產生，在上端凸出的肚部作蓮瓣凋飾，其蓮瓣以圓弧收齊上下唇緣，而呈現(xiàn)上下對稱的長橢圓形。整體造形類似南瓜，所以又稱為「南瓜形柱礎」或「瓜瓣形柱礎」。唐代的柱礎依壁畫及石刻上所見，仍以覆盆蓮花式的為主，但蓮瓣較六朝初期的略為肥短。宋代，柱與柱礎的裝飾益形細致，佛教裝飾除與本土建筑融合外，并開創(chuàng)出成熟的風格。在宋營造法式中，對柱礎的紋飾，即載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寶相花、鋪地蓮花、仰覆蓮花、蕙草、龍風紋、獅獸及化生之類等，這些紋飾即是大多受了佛教藝術之影響。此外，營造法式第三卷中，對柱礎的形式、比例及裝飾手法更有詳細的說明：造柱礎之制，其方倍柱之徑，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減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為率。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蓮花，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減地平鈒，壓地隱起華，剔地起突，亦有施減地平鈒及壓地隱起蓮瓣上者，謂之寶裝蓮華。